青年学报｜文成豪 赵勇：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发挥的逻辑理路

青年是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广大青年为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建立了重要功勋，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奋发有为、建功立业的青年模范人物。我们党高度重视发挥青年模范人物的意识形态引领力，团结、组织、动员广大青年投身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伟大事业。青年模范人物的意识形态引领力，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广大青年模范人物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因其自身所具有的先进性、实践性、创新性和青年性等特质，所能够产生出的团结、组织、动员广大青年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断奋进的能力。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对广大青年模范人物提出“再接再厉、严于律己、锐意进取，用自身的成长历程、精神追求、模范行动为广大青少年作好表率”的殷切希望[1]。“在新的征程上，如何更好把青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2]立足新的实际，如何进一步充分发挥青年模范人物的意识形态引领力，团结、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3]，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因此，本文着力分析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发挥的逻辑理路，以期从群体视角拓展意识形态引领力研究。

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生产是其意识形态引领力发挥的基本前提，包含政治力量、文化力量、精神力量的生产三个维度。

（一）作为政治力量的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生产

毛泽东曾说过，“典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4]。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对青年群体的引领，而这一过程的完成离不开对“典型引路”[5]的充分运用。通过发挥青年模范人物的骨干、带头和桥梁作用，将宏大的政治理想投射到青年群体之中，并具体化为意识形态引领的生动实践。从历史角度来看，先进的思想总是在青年群体中首先找到社会有机体，“并逐渐转化为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政治力量，对青年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发挥重要的动员与整合作用”[6]。革命战争年代，大批革命先驱把握舆论动向、传播马列主义、引领青年革命，以其高尚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着广大青年，发挥了青年意识形态引领的重要作用。例如，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的恽代英译著的《阶级争斗》“对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重要领导人都曾发生过深刻影响”，他创办和主编的《中国青年》“培养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他也由此成为“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7]。新时代，“一大批青年优秀人物成为全社会学习的榜样”[8]，时代楷模黄文秀、戍边烈士陈祥榕等青年模范人物，激励着广大青年以满腔的奋斗热情在新时代长征路上作出更大贡献。在团结、组织、动员青年投身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需要吸纳集有能力、有经验、有情怀等优秀品质于一身的青年模范人物作为意识形态引领的主体，充分发挥其意识形态引领力，以密切加强广大青年与党和国家的联系，从而增强广大青年对党和国家的认同。

（二）作为文化力量的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生产

从文化形态来看，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生产与青年榜样文化的生产密切相连。这是因为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生产依托于一定的文化土壤，同时“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9]。党和国家要实现对广大青年意识形态引领的目标，就要将自身所确证的主流意识形态依托于主流文化，并借助主流文化的渗透力和感召力，潜移默化地将其内蕴的文化力量输送给广大青年，从而在整合青年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凝聚青年共识。有学者认为：“榜样文化所反映的楷模无不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务实、创新、为民的开路先锋。”[10]青年榜样文化作为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生产的具体呈现，充分展现出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断推进文化创新创造，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印证了人民群众是文化生产发展的不竭动力。新时代青年榜样文化根植于青年模范人物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身化实践，体现出历史主体在对象化活动中创造文化价值的能动特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表征和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文化表达。因而，作为一种具有先进性质的文化形态，新时代青年榜样文化富含先行先试、示范引领、率先垂范的价值意蕴。同时，作为青年榜样文化的衍生产品，以青年模范人物在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锐意进取、顽强拼搏、建功立业的典范事迹为蓝本而创作的优秀文艺作品，能有效增强社会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为激励广大青年追梦、圆梦提供文化力量。

（三）作为精神力量的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生产

从价值内核来看，青年模范人物的精神特质在意识形态引领力生产中居于核心层面。因此，分析作为精神力量的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生产，“既要关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也要研究其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精神产品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11]。一方面，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生产源于精神需要。青年模范人物作为现实的人，既有自然生理本能的一面，同时也具有超越性，可以“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2]，即人自我实现的精神需求。从价值性上来看，青年模范人物爱国爱党、脚踏实地、吃苦耐劳、开拓创新、无私奉献等精神特质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内在契合性和一致性，因而能够作为党和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重要元素。另一方面，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生产指向精神交往。不同于以物质产品交换为核心的物质交往范式，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的精神交往实践是通过编码价值符号、建构意义系统、创设情感连接等方式，在主体间构筑起观念传播与价值形塑的双向通道，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认知图式的重构、价值坐标的校准与精神共同体的培育。就其层次结构而言，思想观念体系的价值传导、精神品格特质的范式塑造以及心理情感联结的共鸣机制等结构性要素，在本体论层面构建起青年模范人物与青年群体的精神契约关系。这既是基于主体间性建构的精神交往活动，又是遵循意识形态再生产规律的社会化过程，其本质特征体现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同时，这一过程既包含对青年现实生存境遇的实践观照，又强调对精神主体性的培育激发；既注重主流意识形态的符号化传递，又致力于个体精神潜能的创造性释放。

党和国家主导下的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生产，主要包含政治力量、文化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生产三个维度，这三个力量基点又共同构成其意识形态引领的本源内生力，能为其意识形态引领力的发挥奠定坚实基础。

青年模范人物作为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肩负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使命，这一过程需要通过宣传载体、宣传形式、宣传渠道等方式形成塑造合力。

（一）仪式塑造：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的权威获得

青年模范人物形象是他人对其价值理念、生产实践和个人业绩的总体印象与评价，是青年模范人物的客观表现和广大青年主观认知的综合结果。如何将青年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崇高精神、突出成绩同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有效链接起来，就成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建设的重要实践课题。纵观党的历史不难发现，以高规格、大规模、公开化的表彰、接见、授勋等政治仪式嘉奖青年模范人物，是塑造青年模范人物形象的有力手段。这是因为青年模范人物尽管作为各行各业生产实践活动的青年杰出人才和先进代表，但其本质上仍是“隐形”甚至“无形”的普通劳动群众。作为众多政治仪式类型之中的表彰仪式、接见仪式等具有隐喻性和象征性，能够通过发挥其符号生产、观念传播和情境营造等重要功能，在空间延伸、精神想象与记忆询唤中呈现出青年模范人物的象征意义，实现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的权威获得，从而在青年模范人物形象塑造、意识形态引领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

（二）图像塑造：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的视听呈现

青年模范人物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本身看不见、摸不着，要发挥其意识形态引领力就要将“看不见的意识形态”转化为“看得见的生动图像”。这是由于青年模范人物“在看的状态中，包含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内容，这些意识形态因素由于文化的遮蔽和常识的掩盖，一方面变得难以察觉了，另一方面又使得种种视觉行为似乎是自然而然的”[13]。因此，图像塑造能够在日常的感官刺激中引发广大青年的“视听联想”，从而不断增强青年模范人物可视、可听的意识形态叙事优势和传播效能。以“时代楷模”黄文秀为例，在其图像塑造的相关载体中，既有静态的照片、图画、教材等，也有动态的影视剧、舞台剧、音乐剧等，能够生动再现青年模范人物黄文秀奋斗故事的情景，从而使其承载的意识形态在视觉体验中进入青年头脑。据心理学相关研究表明，“有80%-90%的外界信息是通过视觉分析器进入到人脑的”[14]，这就为青年模范人物图像塑造的视听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生理基础。具体而言，在与之相关的图像叙事中，主要通过平民化的叙事视角、日常化的叙事内容、生动化的叙事方法等有效策略，将其承载的意识形态价值内容重新置于具体的社会场景中，使其变得更加直观具体、可感可知。同时，在青年模范人物图像塑造的逻辑展开中，图像的视听叙事有着自身的意识形态建构，即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奋斗方向。总之，图像作为塑造青年模范人物形象的重要载体，能够在充满价值隐喻的视觉、听觉等感官表征机制驱动下，增强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的视听呈现。

（三）话语塑造：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的形象描摹

话语蕴含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影响着青年模范人物的形象塑造，而青年模范人物形象塑造也需要借助话语进行现实表达，因此用什么样的话语、怎样用话语塑造青年模范人物的形象至关重要。从历时性维度来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事业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奋发有为、建功立业的青年模范人物。在话语更迭与转化的过程中，呈现出冲锋陷阵、浴血斗争的救国者形象，忘我劳动、艰苦奋斗的兴国者形象，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富国者形象以及守正创新、踔厉奋发的强国者形象等演进形态。从共时性维度来看，青年模范人物在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大显身手、建功立业，在各行各业书写绚丽的人生篇章。他们中既有聚力创新创业、奋力科技攻关的标兵，狠抓党建引领、致力团建的楷模，传承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榜样，也有矢志保家卫国、着力社会和谐的典范，保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的典型。因此，青年模范人物作为一种政治典型的概念，其建构“话语的平民化，给他们带上了一种亲切的真实，不仅仅讲他们的崇高精神，更主要的是通过他们的生活、经历、情感，通过他们日常生活的叙述”[15]，借以形象描摹、精神彰显来感召、鼓舞、激励广大青年。更进一步地说，形象与精神是塑造青年模范人物的话语支点，青年模范人物之“神”嵌于话语塑造之内作为价值隐喻而存在，青年模范人物之“形”显于话语塑造之外作为价值象征而存在，在其意识形态引领力的发挥过程中具有形神兼备的重要作用。

总之，塑造作为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发挥的必要环节，通过仪式、图像、话语等诸多形式扩大其意识形态引领力发挥的辐射范围、提高其意识形态引领力发挥的传播力度，为增强其意识形态引领力发挥的作用效度提供了有力支撑。

从引领力发挥的作用点来看，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的发挥过程，本质上是基于主体间性的认同过程，即广大青年认可、接受、模仿青年模范人物的对象性活动过程。由于认同的可塑性和引导性，这一过程由认知启蒙、情感融入、意志锤炼、实践强化等活动过程构成，形成了认同青年模范人物起承转合、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一）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的认知启蒙

认知启蒙既指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的逻辑起点，也指青年模范人物认知认同的内化起点。有学者认为，“‘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与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以认同作为内在驱动力”[16]。因此，当认同的他者指向人时，就关涉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这一认同过程既具有哲学意义，即对主体自身、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差异性的同一性确认；又具有心理学意义，即个人与他人或群体在情感态度、行为动机等方面的价值观趋同。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的认知启蒙是包含感性认同和理性认同的一体两面：感性认同是凭借经验直观的方式形成有关青年模范人物的初感知，是作为外在的感知；理性认同则是基于感性认同的抽象升华，侧重对青年模范人物本质认识，形成有关青年模范人物的初印象，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关于青年模范人物的初认知。用青年模范人物的初认知启蒙广大青年，是指基于主体的感觉和知觉，在其思想意识中形成关于青年模范人物的直观性、形象性认识，它能为后续的情感融入、意志锤炼、实践强化等提供基本的思维材料。恩格斯指出：“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这些形式。”[17]一个最直观的现象就是，青年模范人物的典型示范和经验借鉴。现场观摩青年模范人物的实践活动是形成对青年模范人物初认知的有效方式和直接来源。不管是从认识活动的必经阶段还是从客观存在的现实影响考量，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的认知认同的启蒙价值都是不容忽视的。

（二）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的情感融入

情感融入是认知认同之“承”，是基于认知起点的深化展开。马克思指出：“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18]作为上层观念的意识形态，不仅能从理论形式上给予人深刻的理性思考，还能从感性形式上给予人真实的情感馈赠，即人的思想观念寄托并内蕴着丰富情感，人的情感表达依托并借助于思想观念，其“感性的方面和理性的方面是统一的”[19]。尤其是在现代性语境下，随着个体主体性的日益凸显，单向度的意识形态“灌输”或说教只会导致意识形态引领陷入效能衰减的实践困境。反之，对象征着主流意识形态的青年模范人物的认同“越来越依赖于社会成员从意识到情感的接受、认可”[20]。这是基于认知认同进一步发展为更加深入的心理认同状态。正如列宁所强调的，“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21]。不同于作为外在“感知”的青年模范人物感性认同，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的情感融入是建立在青年模范人物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基础上的内在情感体验，它主要关涉情感、需求和愿望，并进一步拓展至个体欲望与需要、意识与心理、情感与规训等领域。马克思曾说过，人是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而“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22]。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的情感融入也正是需要立足青年模范人物朴素真挚的情感世界，面向广大青年的感性化心理需求，以情感共通建立情感联结，以情感共鸣促进情通理达，进而形成内化的情感认同，达到意识形态引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实效。随着情感、愿望、需求等源源不断地持续性移入，它们直接生成了对青年模范人物情感认同的“意义感”，并指向意志锤炼、实践强化等青年模范人物认同的“应然”。

（三）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的意志锤炼

意志锤炼作为由认知认同与情感认同一脉相承而来的转化环节，是基于前序环节更深层、更具体、更抽象的拓展与发挥。恩格斯指出，“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23]。在他看来，个人行动力源于行为主体调动、支配自身认知和情感的意志转化，是促使自身行动的关键一环。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的意志锤炼作为认同青年模范人物的核心环节，是指广大青年认可、接受青年模范群体在生产实践中内蕴的高尚性、鼓舞性、指引性的精神特质，并确证其对于促进自身发展具有生命意义，将其作为自身劳动实践的自觉意识和内在动力。意志锤炼作为认同内化过程的最深层次，能激发广大青年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在这一环节中，广大青年通过对照青年模范人物的行为实践和精神特质，发现自身不足，弥补自身差距，提升自身品质，从而达到自我反省、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提高的精神境界，实现自身主体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学习、效仿青年模范人物正是基于接受主体意志深化的实践表征，在主体间性维度完成价值接受到价值内化的范式转换。同时，只有达到意志深化才能使青年模范人物所具有的榜样力量直抵广大青年心灵深处，成为指导言行、强化实践的稳固力量，进而实现主体意志与客观实践、精神指引与行为范导的统一。

（四）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的实践强化

实践强化作为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之合，是青年模范人物认同之“起”、“承”、“转”等环节的集合与归宿，即最终要达到知、情、意、行的统一。青年模范人物对广大青年的意识形态的引领倘若只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未能转化为实际行动，说明广大青年对青年模范人物的认同运行过程发生了断裂，也说明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的最终目标未能实现。正所谓，“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对青年模范人物的认同，就是要实现其意识形态引领的知行合一。作为承载主流意识形态的青年模范人物，在观念形态上归根到底是其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呈现的思想反映和理论自觉，他们一方面既深受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引领，另一方面又通过自身的劳动创造和实践创新为主流意识形态充实更为丰富的实践内涵。应当看到，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要发挥出统一人心、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都需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行为主体把观念的力量转化为物质的力量。这样一来，青年模范人物因其鲜明的目标导向、行动方向和实践指向，引领广大青年将这种观念上的认同转化为实践上的仿效，其目的就是将青年团结、组织、动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指引方向上，引导到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生动实践中。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的实践强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发挥对青年的“传帮带”作用，向青年传播观念、提供帮助，带动其物质和精神的并行发展。也只有当作为接受主体的广大青年把青年模范人物所承载的意识形态观念力量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才是青年模范人物获得认同的最终达成。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遵循“生产—塑造—认同”的分析思路，研究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发挥的逻辑理路，对于弘扬青年模范人物的崇高精神，充分发挥青年模范人物的意识形态引领力，团结、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创先争优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5-05（2）.

[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2-05-11（2）.

[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71.

[4]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采访组.“典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张全景访谈录[N].学习时报，2021-06-09（5）.

[5]周海燕.记忆的政治[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97.

[6]杨威.在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中凝聚青年[J].人民论坛，2022（16）.

[7]白光迪.恽代英：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N].人民日报，2021-05-12（4）.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青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8.

[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1.

[10]张耀灿.榜样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的构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13）.

[11]赵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84.

[12][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7，695.

[13]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文化研究：第3辑[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72.

[14]刘益民，张旭东，程甫.心理学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48.

[15]刘方玲.话语的诠释：意识形态对政治典型建构的操纵[J].理论探讨，2006（4）.

[16]胡芳，何洋.新时代增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路径新探[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6）.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8.

[19]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429.

[20]吴学琴.“两个确立”是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力量之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7）.

[21]列宁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7.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1.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58.